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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中國急速變化之下,龐大而沉默的“二本生”
        2020-9-28 16:23:32 來源:中國新聞周刊

        廣東龍洞地區,群山環繞,植被茂密,這里聚集著多所高校,大都是二本和三本院校,由于年輕人眾多,催生出諸多生意,周圍遍布各類小型餐館、超市、學生公寓,充滿活力,卻也顯得簡陋。在這里依然能見到很多握手樓,站在樓宇之間,會看到天空被分割成一條曲折的線。
        9月13日,這里的幾所大學基本已經開學,只是由于疫情原因,校園大都封閉管理。黃燈從2005年7月至2019年年底,一直任教于這里的一所金融類二本院校,最近,她出版了一本名為《我的二本學生》的非虛構著作,講述了她所接觸的二本學生們的處境與命運。在書中,她將該學校化名為F學院。
        “二本”是一個模糊的定義,通常指在大學招生考試中,在本科第二批次錄取學生的學校。總體而言,一本大學大都是部委直屬大學或“211工程”大學,而二本大學大多是省屬大學和非“211工程”大學,師資、硬件等方面都與一本有一定差距。
        根據廣東教育考試院披露的數據,2017年,該省一本錄取人數是8.4萬人,錄取率11%,二本錄取人數是20.7萬人,錄取率27%。也就是說,每年走進大學的學生中,一本學生只是少數,二本學生是更為龐大的群體。只不過,在輿論場上,與“211”“985”有關的話題總是能引起廣泛討論相比,二本學生則普遍顯得沉默。
        在寫作《我的二本學生》之前,黃燈曾因寫作《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》而進入公眾視野。她樂于觀察與自己切身相關的人群,以見證更廣闊的時代變遷。今年,她調往了深圳一所職業院校工作,此前,她在廣東F學院任教超過14年。
        14年來,她一共教過4500多名學生。這些學生跨越80后、90后兩代人,接近一半來自于廣東的粵北、粵西等經濟落后地區。在黃燈眼中,“他們大多來自不知名的鄉村和不起眼的城鎮,出身平凡。進入大學之后,沒有太多野心,也未將自己歸為精英,所持念想,無非是找一個普通的工作。畢業之后,他們大多留在國內、基層的一些單位,從事普通的工作。”黃燈這樣總結自己的觀察。
        有趣的是,黃燈自己當年讀大學時,最初考上的還是專科,日后那所學校才升為二本。而她當年的自我評價與社會期許,與當今的二本學生幾乎不可比較。她得以見證著二十年內,中國急速變化之下,中國高校學生最龐大也最沉默的一群人的真實變化。
        “什么時候才能掙到錢”
        黃燈成為90后學生的班主任是在2016年。她與這些學生初次相遇,就能感受到很深的代際差異,“師生間存在的不是‘代溝’,而是‘淵’是‘海’”。她說。這些學生均是互聯網的原住民。
        此前,她教過80后的學生,那時她可以理直氣壯地去找同學談心,討論人生意義、念大學的價值和父母的期待。那些同學也會聽從教導,改變學習態度。但是,當黃燈面對2015級的學生時,卻大多收獲一張張淡然、無所謂表情的臉。
        與90后的學生熟識之后,黃燈發現,相比80后學生,90后學生對未來有更多的迷茫。每當畢業季,都會有很多學生向她詢問考研的細節、考公務員與創業的勝算。聊到最后,往往會回到一個問題:既然這樣,上大學有什么意義?
        此外,90后學生也對房價更敏感。彼時的廣州房價,歷經數輪暴漲,已經遠遠高于80后學生畢業時的價格。她所任教的2015級,沒有一個外地的孩子敢于理直氣壯地說要留在大城市,也沒有同學相信憑借自己的能力、工資,能夠在大城市買下房子。這與她教過的80后班級中,三分之一的學生留在廣州、深圳完全不同。
        與此相伴的是“屌絲文化”與“喪文化”的先后流行。2011年,“屌絲”作為流行語出現在互聯網上。“屌絲文化”出現五年之后,以“葛優癱”表情包、日劇《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》中的大量臺詞為素材的“喪文化”開始流行網絡。兩者折射了相似的時代潛意識:隨著階層固化與表達空間的緊縮,已無多少奮斗、反抗成功的可能,要想生活過得去,唯有用調侃戲謔和自我矮化的方式消解愁苦。
        也有人選擇創業。姚大順是F學院2010級的學生。他畢業的2014年,正是互聯網創業潮,無論政策和資本都鼓勵大學生創業。但梳理那些當年大學生的創業明星,會發現這些人大多來自名校,比如“炮否”的馬佳佳就讀中國傳媒大學,“餓了么”的張旭豪就讀于上海交通大學,“ofo單車”的戴威則就讀于北京大學。
        相比這些自帶名校光環的創業者,姚大順顯得默默無聞。他畢業之后,先是參與創辦了一家做自行車騎行業務的公司,最終由于與資方的矛盾,選擇退出。后又與學弟一起做了一個校園版的跑腿App,最終由于盈利困難而離開。這兩次創業,未能給他帶來多少經濟上的回報。
        如今,姚大順已經回到家鄉,在經營一家教育培訓機構,這是他的第三次創業。有時,他會和F學院的學弟學妹們交流,發現近幾年,這所二本學校的畢業生創業者少了很多。這與上一波移動互聯網創業潮宣告結束有關,也與認清了自己所處的現實有關。
        根據獨立第三方機構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《2020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》,2015~2019屆本科生,每年創業的比例約為1%,其中約55%的人三年后會放棄創業。創業的大學生中,畢業半年后的平均收入高于本科畢業生平均水平817元。而畢業五年后,創業人群的平均薪資進一步擴大,高于本科畢業生平均薪資6487元。
        另一種突圍方式是考研。與F學院的80后一代鮮有考研的情況不同,90后畢業生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考研。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,從2004至2018年,碩士生招生人數逐年上升,從2004年的27萬人增長至2019年的76萬人,增近3倍。
        顏芳坤是F學院2014級的本科生,如今在遼寧大學讀研。畢業前,她曾嘗試找工作,但發現以自己的學歷背景,能找到的多是一些小公司,周圍同學找到的工作也都不太滿意。后來,她兩度考研,被遼大錄取。
        如今,顏芳坤與大學同學聚會聊天,大家都挺感慨,覺得大學雖然跟風考了各種各樣的證,但沒真正想清楚自己的職業規劃,現在大家對自己的生活也依然很多困惑。“我決定以后做教師,目標還是比較明確,心里踏實很多,但工作以后可能也會比較迷茫,什么時候才能掙到錢?”顏芳坤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        對于二本學生來說,考研進入名校并不容易。原因之一是,各大名校每年錄取的碩士研究生中,推免生占了很大一部分,比如北京大學2019年的推免率為53.4%。留給非名校生的機會并不多。另外,在調劑環節,一些名校接受調劑的專業,會提出對考生本科院校的層次要求,這又是橫亙在二本學生與名校間的另一個門檻,比如:2018年,山西大學共有109個專業接收調劑,其中對考生本科院校有層次要求的有34個,占比達31.19%。
        讀研對畢業后的收入提升確有幫助。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報告,通過對2014屆本科生讀研與未讀研的學生對比分析發現,本科畢業五年之后,讀研的人群月均收入比未讀研人群高725元。而對于那些讀了“雙一流”高校研究生的學生,月均收入比未讀研人群高1144元。
        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的報告,近五年,無論是“雙一流”還是“地方本科院校”的就業率均呈逐年下滑的趨勢。此外,以2016屆畢業生為例,地方本科院校畢業半年后的月均收入為4211元,“雙一流”高校畢業半年后月均收入為5201元。畢業三年之后,地方本科院校的月均收入為7562元,雙一流高校的月均收入為9477元。
        從精英到大眾
        黃燈出生于1974年,“我們沒有餓飯的經歷,整個社會平穩發展,受到的教育也比較完整,文憑性價比高,非常值錢,工作又趕上經濟騰飛。”她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總結。無論是自我期許還是社會評判,黃燈當年的大學生與如今的大學生,都有著巨大差異。
        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的1992年,黃燈走進岳陽大學讀書。岳陽大學多年前被別的學校合并,順理成章升格為一所二本院校,黃燈讀書時,這所大學還是專科。即便是專科院校,那時黃燈走在岳陽的大街上依然很驕傲,“別人問你是的?我說我是岳大讀書的,普通老百姓就會把你看得很重,因為大學生太稀少了。”
        干嗎
        彼時大學還是精英化教育的時代。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,1992年,全國高考考生僅有303萬人,包含中專在內,錄取75萬人,錄取率為25%。2018年,全國高考考生人數為975萬人,包含中專在內,錄取791萬人,錄取率達81%。也就是說,那時每年考入大學、中專的人數,不足如今的十分之一。
        黃燈考取的是岳陽大學文秘專業。她本來想要再復讀一年,爭取考上向往的武漢大學。高中的教導主任來家里勸,說曾經有個女孩復讀沒考上大學,瘋了,勸黃燈不要復讀,直接上大學。黃燈聽從了建議。那時,一紙大學文憑有改變命運的能力,考上卻選擇復讀,承擔的風險和壓力都遠大于現在。
        日后黃燈成為大學教師,她時常會覺得如今的學生太過辛苦,一上大學就要為就業做打算,考各種她“聽都沒聽說過”的證件。而她的大學生活,“不用擔心找工作,畢業包分配。不擔心生活費,每個月國家有幾十元生活補貼。不用費盡心思去爭排名和獎學金,更不用為了畢業簡歷去修第二學歷、考無數的證件。”
        當然,即便當年,黃燈也能感到自己所在的普通高校與名校間的差距。黃燈的一位閨蜜在北大讀書,她經常對黃燈說起北大的生活,“她說班上有一個男同學,商務印書館有一套理論書籍,高中的時候就讀完了。說,那套書籍我讀完博士都沒讀完。”相比岳陽大學,北大有更多的學術活動,閨蜜能輕易見到像金庸等“那時想都不敢想”的名人。
        老實
        黃燈畢業之后,去了湖南一家紡織印染廠工作,第一個月工資208元。工廠有免費的職工醫院。工人的子女上廠辦幼兒園,每個月只要幾塊錢。如果職工結婚,單位會分房。
        2005年,黃燈的大學同學10周年聚會,有36人參加。其中,在黨政機關、事業單位就職的有29人,在國營企業的有6人,在外資企業的有1人。其中80%的同學,畢業之后一直在同一單位或同一系統工作,不少同學已是單位骨干,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經濟狀況,在當地均屬上等水平。離開鐵飯碗的那20%的人,一些去了沿海城市發展,其中一位同學自學計算機,如今在中山一家電梯公司擔任高管。
        1995年,也正是黃燈畢業那一年,《“211工程”總體建設規劃》出臺,“211工程”正式啟動,獲得“211”身份的高校將獲得財政和人才支持。四年后,隨著《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》的出臺,“985工程”也開始實施。從此,高校之間的差距愈發明顯。那時,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,多年之后,大學生找工作,會因為是否是“985”“211”大學,面臨截然不同的命運。
        與此同時,隨著《面向21世紀行動計劃》的出臺,大學連續三年大擴招。1999年,由原定130萬人擴招30萬人。2000年,招生220.6萬人。2001年招生250萬人以上。連續3年的擴招后,教育部于2001年又放寬了高考的報名條件,取消了原來對考生年齡和婚姻狀況的限制。
        上世紀70年代,美國學者馬丁·特羅對戰后美國和西歐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狀況進行考察,認為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%,高等教育就由精英階段進入了大眾化階段。2002年,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5%。
        “對現狀滿意的一半,不滿意的一半”
        1999年,黃燈考入曾經夢想的武漢大學讀文學碩士,后又去往中山大學讀文學博士。2005年,她博士畢業,留在廣東任教。
        此前,黃燈對廣東的印象,停留在“開放”“發達”,想象中F學院的學生家境應該大都很不錯。直到她批改一篇名為《風》的作文,文中一位未成功申請助學貸款的女學生,對黃燈傾訴了家境的貧苦,以及自己打工賺學費的經歷。黃燈深受震撼,通過校內郵箱發起募捐,也為女同學找到了勤工儉學的機會。
         
        (黃燈(前中)和她的學生。圖/受訪者提供)
        這篇批改作文的經歷,成為黃燈教師生涯的轉折點,她開始有意識與學生多交流。2006年,黃燈在F學院財經傳媒系一個班擔任班主任,她開始梳理學生的家庭背景。這些同學來自廣州、深圳等大城市的不多,僅為6人,其他大多來自于韶關、化州、新興等非珠三角地區。
        黃燈的班級每年會選舉一任班長。王國偉是其中一任,如今在老家四會的一家監獄擔任獄警。
        無論是在大學期間,還是工作后,王國偉對二本學生與“985”“211”學生的差異,均有切身體會。大學期間,他在學校的青年志愿者協會工作。他記得,北京奧運會那一年,廣州當地招募火炬傳遞活動的志愿者,中山大學、暨南大學等名校的學生都有機會,但F學院的同學則不在招募范圍之內。
        畢業后,經過艱難的擇業,他還是回到老家,去了四會的一家信用社工作。F學院是一所以金融專業為主的學校,學生畢業之后,銀行是主流去向。但王國偉說,F學院畢業的學生,能去的單位以信用社為主,如果想去四大行,則很難競爭過211、985的學生。即便去了四大行,從事的也是等級相對較低的工作。
        企業招聘中,“非211、985”不招的現象并不鮮見。2012年,“深圳大學校長抗議銀行只招211大學學生,撤回學校存款”的新聞引發社會熱議,事情的結果是涉事銀行修改了招聘要求。此外,官方也曾出臺政策應對這一現象。2013年,教育部辦公廳發布文件《關于加強高校畢業生就業信息服務工作的通知》中稱,凡是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舉辦的高校畢業生就業招聘活動,嚴禁發布含有限定985高校、211高校等字樣的招聘信息。
        王國偉在四會那家信用社工作一年之后,參加了公務員考試。他之所以做出這個選擇,原因之一是,相比很多招聘,公務員考試幾乎是唯一沒有學歷歧視的地方,對非985、211的學生更為公平。
        今年王國偉已經畢業整整10年,本來打算約上同學回學校逛逛,但由于疫情期間校園封校,尚未能成行。回望這10年同班同學的命運,“如果我去做一個統計,同學是不是對畢業之后的生活滿意,我估計是‘一半一半’,滿意的占一半,不滿意的占一半。”王國偉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        如今,黃燈也離開了這所工作了14年的學校,去往深圳的一所職業學院,在那里,她期待通過與職業院校孩子的交往,對年輕人有更多的了解和感知。
    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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